谁也没想到，一张老照片能勾出这么多沉甸甸的故事——头发全白了的老人，双手捧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照片里的朱枫眼神亮堂、穿着旗袍精神得很，可看照片的朱晓枫，眼角的皱纹都堆到一起了，这一幕，任谁见了都得停下脚，心里又沉又暖。

朱枫不是一开始就干地下工作的，早年在宁波老家，她读过书，还办过女子学校，教姑娘们认字。那时候兵荒马乱的，军阀打过来打过去，后来鬼子又占了地方，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她看着心里急，总想着做点啥。后来接触到共产党的人，听他们说要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，她就跟着干起了革命——帮着传消息、组织妇女给前线缝棉衣、凑钱买药品，啥杂活儿都干。1949年，组织上找她谈话，说台湾那边缺人，得把国民党的防务情报传回来，为解放台湾做准备。她当时犹豫了，女儿朱晓枫才14岁，刚上初中，每天放学都要等着她做饭。可她夜里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想，还是答应了：“国家的事，比啥都大。”走之前，她没跟女儿说实情，就摸了摸朱晓枫的头，说“妈去趟远门，过阵子回来给你带块麦芽糖”，哪知道这一转身，就是永别。

到了台湾，朱枫很快就跟“密使一号”吴石将军接上了头。吴石把整理好的台湾防御地图、驻军在哪儿、机场修在啥地方这些关键情报交给她，她得想办法往大陆传。那时候台湾“白色恐怖”正厉害，街上到处是特务，查身份证、翻行李，严得很。她把情报藏在饼干盒的夹层里，有时候缝在衣服衬里，每次出门都提心吊胆，跟特务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手心全是汗，可她没敢慌过。直到1950年1月，中共台湾工委的蔡孝乾被捕后没扛住，把朱枫、吴石这些人全供了出来。没过几天，一群特务就闯进了她住的小公寓，手铐“咔嗒”一声锁在她手上，把她押进了监狱。

在牢里，特务天天审她，白天问、晚上问，逼她说出情报传给了谁、还有哪些同伙。她咬着牙，啥也不说，特务拿鞭子抽、用强光晃，她还是那句“我没做错事，没啥好说的”。有人劝她“认个错就能活命，还能见到女儿”，她摇摇头：“我做的是对得起国家的事，没错可认。”1950年6月10日，她跟吴石、陈宝仓、聂曦一起，被押到台北马场町刑场。临刑前，她理了理衣领，没喊口号，也没掉眼泪，就安安静静地站着，直到枪声响起。那时候，远在大陆的朱晓枫还在盼着妈妈的麦芽糖，每天放学都要在门口站一会儿，看看妈妈是不是回来了。

朱晓枫这一等，就是几十年。从十几岁盼到二十几岁，再盼到三十几岁，她到处打听妈妈的下落——问过当年跟妈妈一起工作的阿姨，找过街道办，甚至写信给相关部门，可得到的回答不是“再等等”就是“还在核实”。她不敢想妈妈没了，就抱着妈妈走之前留下的那件蓝布旗袍，每天叠了又展，展了又叠，布料都被摸得软乎乎的，总觉得妈妈说不定哪天就敲门进来了。直到1981年，大陆这边终于核实了朱枫的事迹，国务院正式追认她为革命烈士。那天，工作人员找到朱晓枫的时候，她正在中学教室里给学生改作业，手里的红笔“啪”地掉在作业本上，墨水晕开一大片。她没哭，就是愣了好久，然后慢慢说“我妈没做错事，我就知道”，声音有点抖，却很肯定。

后来，朱晓枫一直想去台湾看看妈妈牺牲的地方。2003年，她终于有机会去了台北马场町——当年的刑场早就改成了公园，里面立了块“白色恐怖纪念碑”，上面刻着好多名字，朱枫的名字就在其中一行。她站在碑前，从包里慢慢拿出妈妈的遗照，照片里的朱枫才三十多岁，风华正茂。她就那么抱着照片，站了快一个小时，风把她的白发吹得飘起来，她嘴里轻轻念叨：“妈，我来看你了，你当年做的事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都记着你呢。”

现在朱晓枫也八十多了，走不动远路了，可她还是常把妈妈的遗照摆在桌上，没事就擦一擦。有时候社区请她去讲革命故事，她就带着照片去，跟大家说“我妈当年就是想让咱们过好日子，才走了那条难走的路”。有人问她“这么多年，想妈不？”她总是笑着点头：“想啊，可一想到现在的日子这么好，就知道我妈没白牺牲。”

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不怕的人？朱枫也舍不得女儿，也想在家做饭缝衣服；朱晓枫也盼过妈妈回家，也在夜里偷偷哭过。可朱枫选了家国大义，朱晓枫用一辈子记住了妈妈的故事。现在我们看着白发老人抱着风华正茂的遗照，肃然起敬的不只是朱枫的牺牲，还有朱晓枫这份记了一辈子的牵挂——有些事、有些人，不管过多少年，都该被好好记住。